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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这种仅以地域为范围来界定“一带一路”项目和企业既不符合“一带一路”官方文件的要求，更不利于“一带一路”的可持续发展：（1）地域范围是在不断扩展中，从初期的沿线国家，到相关国家，再到世界各国，地域作为标准已经失去了判断的意义；（2）仅以通常的贸易和投资项目为内容，这就与“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之前的中国企业“走出去”没有本质区别（实际上，中国企业“走出去”与参加“一带一路”建设是存在本质上的不同。），无法体现“一带一路”倡议的原则和要求；（3）中国政府颁布的若干“一带一路”文件已经向中国企业提出了具体的要求，但这些要求并未受到企业界人士和专家学者的普遍关注和重视，因而未成为中国企业参加“一带一路”建设的规范和指导。
回答这个问题需要三个步骤：首先是从“一带一路”倡议的官方文件中归纳总结出其对中国企业的新要求；二是依据这些新要求制定出中国企业参加“一带一路”建设的规范和规则；三是依据这些规范和规则设计出指标体系，用该指标体系对具体项目和企业进行评估，最后回答“什么样的项目和企业才能算是‘一带一路’的”这个问题。
“一带一路”倡议对中国企业的新要求包括但不限于：（1）坚持“共商、共建、共享”原则，与世界各国的企业、政府、社会组织等机构开展交流与合作，以实现共同发展；（2）在政策沟通中要发挥支持和协助作用，在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建设过程中要发挥其主体作用，在民心相通建设中要发挥主体、支持和协助的多重作用；（3）在企业层面探索国际合作和全球治理的新模式，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做出贡献。
共同发展、民心相通和全球治理是“一带一路”倡议赋予中国企业的三重使命。这三重使命界定了中国企业参加“一带一路”建设的规范和规则。也就是说，中国企业对外投资项目如果对共同发展、民心相通和全球治理有所贡献，那么这些项目就是“一带一路”项目，从事这些项目的企业就是“一带一路”企业。否则，中国企业对外投资项目就是一般性的投资项目，并不具有“一带一路”属性和含量。
那如何衡量对外投资项目是否对共同发展、民心相通和全球治理有所贡献及贡献大小呢？逻辑上讲，可以从动机、行为和效果三个方面进行衡量。
共同发展需要以国际合作行为为主导。共同发展主要是指企业与其市场利益相关者（包括股东、雇员、供应商、分销商等），尤其是合作伙伴之间的共同发展。单个企业独立特行是难以实现共同发展的，多家企业之间建立合作伙伴关系才有可能实现共同发展。
从参与合作的主体来看，中国企业的合作伙伴关系有以下三个层次：一是中国企业之间的合作，这在许多对外投资项目中已有体现。二是中国企业与东道国企业或第三国企业之间的双边合作，这也有少量的案例。三是中国企业与东道国企业和第三国企业之间的多边合作，这类案例罕见。
民心相通是“五通”的社会基础，中国企业有资源和能力发挥其重要的作用。民心相通是企业与其非市场利益相关者（社区民众、非政府组织、媒体、政府、政党等）之间的民心相通。虽然官方文件在民心相通部分并没有提及企业，但依经验来看，企业最有资源和能力与社会组织、大学、医疗机构和智库开展合作，为民心相通做出贡献。如果忽视或不重视企业的民心相通作用，那么民心相通将难以实现和可持续。
企业促进民心相通的主要行为有：一是开展国际公共关系活动；二是履行企业社会责任；三是合作开展企业公共外交。这三类行为的成效就是对民心相通的贡献。
对企业而言，全球治理主要是全球经济治理。其中标准国际化是企业参与全球治理的主要行为方式。标准国际化有三个层次：一是国际标准采用，中国企业把国际标准作为自身的标准，这是非常普遍的。但这不应限于技术标准，还应该包括管理标准。例如《合规管理体系–指南》[ISO 19600:2014(E)]。二是标准联通，“一带一路”建设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发布了《标准联通“一带一路”行动计划（2015—2017）》和《标准联通共建“一带一路”行动计划（2018-2020年）》，中国企业理应做好标准联通工作。三是国际标准化，中国企业主导制定的国际标准只占全部国际标准总数的0.5%，这需要中国企业把国际标准化列入战略性议程中，积极参加各类国际标准组织的活动，派员担任职务，承担工作组秘书处工作，提出新的国际标准并争取颁布实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