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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反映了世行在商业和投资环境评估方面认识的完善和方法的改进。目前，宜商环境项目的具体工作仍在进行中。今年2月和3月，世界银行就该项目的前期概念说明（Pre-concept Note）文件征询意见，修改定稿后的概念说明（Concept Note）将对外发布。”联合国贸发会议资深经济学家梁国勇在接受《中国贸易报》记者专访时表示，这对未来各国吸引外资形势将带来一定影响。
“战争、疫情、通货膨胀、供给扰动、市场动荡等多重风险叠加，将对全球经济带来重大冲击。这不仅将干扰世界经济复苏进程，还将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全球贸易和投资形势。”梁国勇说，面对如此严峻的形势，中国吸引外资，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营商环境，可借鉴宜商环境项目相关指标，“这具体涉及国家和地方两个层面。就前者而言，宜商环境项目推出后，综合指标的评价和各国之间的比较可为中国提供一个参照系，有利于发现差距和问题；就后者而言，对各地、各省市营商环境的评价来说，宜商环境的概念和指标体系也值得参考。”
据了解，宜商环境项目的一级指标有10项，分别是：企业准入（Business Entry）、经营地点（Business Location）、公用事业连接（Utility Comeltions）、劳动力（Labor）、金融服务（Financial Services）、国际贸易（International Trade）、纳税（Taxation）、争端解决（Dispute Resolution）、促进市场竞争（Market Competition）和企业破产（Business Insolvency）。很明显，这是按照企业的全生命周期来设计的。与原来的营商环境一级指标相较，宜商环境一级指标虽然在数量上与之一致，但内容有较大改变。
梁国勇分析说，世界银行原来的营商环境项目强调中小企业，而宜商环境项目则针对全部企业群体。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原来的营商环境项目专注监管，而宜商环境项目则监管、服务并重，对中国来说，这一点尤其值得思考和学习。
“中国有自身独特的经济体系和发展模式。在营商环境的优化过程中，要特别强调法治，关注不同所有制之间的公平竞争，注重监管规则的确定性、稳定性和可预见性。这些问题在中央和地方层面的经济政策实践中都非常重要。”梁国勇说，监管是营商环境中一个不可忽视的重要问题。
梁国勇以数字经济和平台经济的监管为例作了分析。互联网和数字经济是中国经济中最具活力、创造力和国际竞争力的组成部分，加强监管是正确方向，但实施上不能因噎废食、自废武功。从全球范围看，疫情带来的数字化加速是科技行业发展的空前机遇，但过去一年多以来中国上市科技企业市值却大幅缩水。中美两国在这方面的差距原来逐渐缩小，但现在“剪刀差”迅速扩大；加之其他地区（特别是欧洲）初创独角兽企业借数字化加速的大环境逆袭，这可能成为全球数字经济格局演变的一个“分水岭”。
梁国勇说：“监管的稳定性和可预见性对企业经营和金融市场都很重要，监管环境骤变导致企业市值大跌，其本质是财富（经济存量）的损失，也难免妨碍增加值（经济流量）的创造，进而影响就业和经济增长。”
“可以预见的是，在数字经济及其他产业领域，中国监管政策环境将有所改善。全国政协5月17日召开的推动数字经济持续健康发展专题协商会无疑是一个积极信号。”在梁国勇看来，监管的目的涵盖经济绩效、消费者福利、市场可竞争性等很多维度，但对中国这样一个新兴经济体和发展导向的国家而言，归根到底还要考虑如何促进产业的长远发展。从政策制定者的角度看，加强监管要权衡预期收益和代价，国内监管也要考虑国际维度：一是国家之间的国际规则问题；二是企业之间的国际竞争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