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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英国经济学家约翰·邓宁的国际生产折衷理论，一国企业能否开展国际直接投资，取决于企业本身是否具备所有权优势、内部优势、区位优势三个基本要素。这可以为“一带一路”倡议提供理论支撑。“一带一路”倡议不是投资“无底洞”，也不会打水漂，而是互惠互利、收益可期、风险可控的持续性投资活动。
首先，“一带一路”是互惠互利的投资，是双向开放。同是去年前11个月，在中国对沿线国家投资同比增长4.8%的同时，沿线国家对华直接投资也同比增长了18.4%。“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能够借此获得资金以及基础设施建设能力，拓宽本国商品销售市场，改善东道国民生和基础设施条件，带动东道国经济社会发展。
对中国来讲，“一带一路”建设促进了全球投资贸易便利化，一是支持中国相关行业扩大服务、技术、标准的输出。比如随着支付结算与金融市场基础设施持续完善，以中国银联为代表的中国金融技术逐步成为亚洲支付联盟的统一跨境芯片卡标准。二是优化对外投资结构，对外投资主要流向租赁和商务服务业、制造业、批发和零售业等实体经济领域。三是创新对外投资方式，跨境并购、直接投资、境外融资等投融资方式有序开展。
其次，“一带一路”是收益可期的投资。这种收益包括经济上的和非经济上的。经济上，对中国参与境外投资的企业来讲，这是扩大市场规模、提升市场竞争力、提高生产经营收益的机会。尤其是对部分投资边际收益下降的民营企业来说，要实现产业转型、技术升级和发展方式的转变，势必要在外向型经济中寻找拓展生存和发展的空间，推动企业变革和盈利增长。非经济收益上，有助于中国加快西部地区建设，增加境内外就业机会，维护中国乃至全球的安全和稳定。另外，“一带一路”建立在民心相通的基础上，中国与沿线国家开展了文教、旅游、卫生医疗、科技等方面合作，这为传承和弘扬中国优秀民族文化、提高人民物质文化生活水平有着积极作用。
再次，“一带一路”是风险可控的投资。不可否认，“一带一路”建设中必然会面临一些风险或不确定因素，但“一带一路”深化了中国与全球关键地区在基础设施、经济、政治、组织和文化等方面的联系，一定程度上增强了“一带一路”建设风险管理能力。在汇率波动方面，沿线国家双边本币互换、结算规模日益扩大。双边本币互换能够降低汇兑成本，稳定汇率波动，便利国际融资和贸易，稳定国际金融市场。在风控能力方面，沿线部分国家或地区金融体系健全、监管法制完备、专业人才充足，能对中国企业建设海外产业基地、分散和降低海外投资风险提供丰富经验。
